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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真我向左，假我向右 |
| 加入时间：2008-8-25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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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，很多年前，写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的柏杨先生去哥伦比亚讲学，有个华人听众就问他：“你说中国人很丑陋，为什么华夏文明还能延续这么久，没有像埃及文明，玛雅文明那样衰亡呢？”
那时的柏杨正在研究《资治通鉴》，也许是还没读透彻，因此不能回答我们的这位同胞。几十年后，老头儿死了，死前留下一句：“不为君王唱赞歌，只为苍生说人话”。柏杨的绝言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个系统的归纳，那就是：我们一直在唱假歌，并且唱得还很愉快。
问题又回到前面：中国人很丑陋，为什么华夏文明还能延续这么久？我的答案是：任何文明都不会自取灭亡，只有在遭受外来文明侵略的时候，它才会在对抗中显示弱小而被吞噬。我们始终是靠假在支撑着，并且假成了系统，让任何文明也无法渗透。
假人
这话不是没有依据，我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说明：
比如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被奉为圣人的孔子，他留下了很多经典语录，这些语录几千年来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。但孔子貌似高尚的人格后面仍然掩藏着卑微的虚假。
《论语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人问孔子：“你认为鲁昭公懂礼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懂礼。”等孔子离开后，此人就对旁人说：“鲁昭公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，如果他都算知礼，那还有谁不知礼呢？”后来，有人把此话告诉了孔子。孔子知道自己说错了，但仍诡辩道：“我真是幸运。有了错，就一定有人给我指出来。”
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这样违背礼数的事情，孔子却说他合乎礼数，并非孔子不知，而是面对权贵说出来的赤裸裸的假话。可见，我们的圣人不过是个假人。
孔子的思想在成为中华文化的教案后，很多人进行了漫长的研究历程，研究的结果就是，变得更加虚假。儒学大师程颢对弟子说：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”去花街柳巷却成了他的固定开支；朱熹老太爷对世人说：“存天理，灭人欲。” 自己却逼守寡的弟媳妇再嫁，以侵夺亡弟产业。
弟子们吃透了祖师爷的精髓，将假进行到底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就在一片假声中轰然前进，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假人。
孔子之后，没有人敢标榜自己比孔子圣明，高尚，所以必须以孔子的行动标准为指南，做得好，那是继承孔子的思想，做得不好，东窗事发，也有借口：孔圣人都搞假，我难道就不可以假一下么？
话说得铿锵有力，事情也就可以做得明目张胆了。
自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后，假人模具就套在每一个成长者的身上，它不断放大，长高，让人性的影子越来越暗淡。最后藏身在无人的荒郊野外。
假事
有了假人就有假事。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，假事数不胜数，凡是能载进史书的假事都成了经典，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。
《战国策•楚策》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假事件：
有人给楚王献长生不死药，一位宫中卫士看见后问送药的人：“这东西可以吃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于是卫士把药拿来吃了。楚王非常恼怒，要杀死这个卫士。卫士向楚王解释说：“我问送药人，他说是可以吃的，我才把药吃了，我没有罪，有罪的乃是送药人。况且客人所献的是长生不死药，我吃了药大王却杀我，就证明这药不是长生不死药。”楚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没有杀他。
在我看来，这个事件很恶劣，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。
第一个恶劣之处就是：造假者即使罪大恶极，也可以不死，只要你找到解脱的办法。这就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活动空间——没有什么罪恶不可以赦免，只要你能活动。由此造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无所畏惧的思想。暴民、刁民、恶官屡屡不绝。
第二个恶劣之处就是：一切矛盾都可以通过语言艺术来化解。只要口才好，被动就可以转为主动。因此，中华民族就成了世界上口才最好的民族，不幸的是，口才好的人都是假人，所以口才的艺术就变成了忽悠的艺术，骗子横行。现在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要是在酒席上遇见特别能说的男人，他一定是骗子。男人多，女人少，他要骗财；女人多，男人少，他要骗色。
至于口才不好，老不发言的：他还在思考——怎么开始骗。
在长生不死药事件后，中华文明开始了全面的造假事件，比如狸猫换太子？比如指鹿为马？这两个事件很有趣，前者以对人人体的任意塑造为前提，而后者则以对动物属性的刻意歪曲为切口，目的一样，把假说成真的。
人和动物都可以在强势面前遭遇属性的改写，这世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？因此，在封建社会，被认为胆大包天的假造圣旨的事情屡屡发生也就不奇怪了。
假计谋
一切假人都想做假事，但问题就来了，虽然全天下的人都在不停做假，但每个人都只希望自己做假，而不希望别人做假。只要你没有赵高那么强势，做了假，别人就会看出来，做假也就失去了意义，因此就必须给假设置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，这就是造假的计谋。
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假计谋就是“鸿门宴”，项羽要杀刘邦，找不到借口，于是就请刘邦来鸿门喝酒，刘邦来了后，项羽就叫项庄去舞剑，假装取乐，目的是把刘邦杀死，可是，刘邦这街娃很精明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意，马上叫樊哙出来掩护，自己偷偷跑了。项羽放走了刘邦，也为自己最终悲死乌江埋下了隐患。
项羽人生最大的弱点是情商不高，所以制定出来的计谋漏洞百出，你想想，要捕杀一匹色狼，有美酒却没有美女，只有白痴才会上当。假设把项庄换成虞姬，让虞姬坐在刘邦身边陪刘邦喝酒，一边喝一边讲段子，到了高潮的时候，虞姬把半个胸脯露出来，用HIP-HOP音乐对刘邦唱：“床前明月光，虞姬美无双，昨天项羽上，今天你坐庄。” 我相信刘邦再想保命，那个时候也会把持不住，然后虞姬就从42E罩杯的乳套中掏出匕首，一下就能结果刘邦的性命。
事情很是简单，可项羽想不到，他没想到男人与男人喝酒，没有美女，那酒只会越喝越清醒，因此刘邦跑了，一边跑一边恶心。
项羽的失败给中国文明指引了一条康庄大道，让中国人从此在道义面前大吐口水，在阴谋面前苦苦经营。从此，刘邦也就成了反计谋的先驱，并一生乐此不疲。
项羽和刘邦的计谋自然是不成系统的，可大家别急，系统的假计谋早就成书了。
在美国的西点军校里，有一本中国人写的教材——《孙子兵法》，多少年来，它一直是美国军官们必修的课程，不过，美国人很悲哀，虽然他们研究了那么多年，还是没吃透里面的精髓，在朝鲜战场上还是被我们打得弱弱而败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于，他们始终占在技术手段上来研究军事布局，而没有吃透《孙子兵法》最核心的人文思想，那就是：“假”字当头。
看看，瞒天过海、围魏救赵、声东击西、无中生有、暗渡陈仓、笑里藏刀、调虎离山、欲擒故纵、偷梁换柱、指桑骂槐，哪一个不是在做假？
把造假当成一种学问，而明目张胆地挂在墙上，不知道是美国人的悲哀，还是我们的悲哀。
三位一体的假
成为假人，容易，做一件假事，也容易，制定一个假计谋，让别人上当或许也容易，但要把假进行到底，不被人识穿，最终完成真事，就非常难了。这就需要三位一体的技术。
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位一体假文化战略是“空城计”，“空城计”之所以非常成功，是因为，它集中了三假：假人、假事、假逻辑。
首先说假人，诸葛亮是不是假人？肯定是。他要不假，能守在家中，等刘备上门请三次，然后乐滋滋地去做宰相？他要不假，能在敌人的炮火中故做深沉，在那里弹琴？要是耿直人，马上下楼，对敌人说：“奶奶的，我城里没军队，要杀要剐息听尊便。”真那样，死得也算其所。
其次是假事，诸葛亮抬一把琴出来，身边还带个美女，这个意象制造的本来就是最好的轻松氛围，而且是最顶级的，这在第一时间就给敌人以灵魂上的冲击，表现的恰倒好处，要是没有琴，也没有美女，只能站在城楼上打篮球，那效果就不明显了，所以说这假事做的也很到位。
最后是假逻辑，诸葛亮之所以敢空城迎敌，他认定了古琴美女给司马懿大脑的反射效果必然是胸有成竹，不是虚张声势，诸葛亮认定司马懿是真人，想不出来假现象，而司马懿也以同样的标准来看待诸葛亮，显然，他错了，没看清事情的本质，于是最终被诸葛亮打败。
然后，我们再回到我们上面所说的“鸿门宴”上，鸿门宴上，项羽的失败最大的问题是假事没做真。为什么没做真呢？根本原因在于，项羽本来就不是假人，怎么会做个成功的假事呢？
现在很多历史学家总要拿项羽的“富贵不知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”来讽刺项羽是个土包子，但我们必须承认，项羽土得很真实，他没有站在领奖台上高喊：“为了我的祖国，奋斗！”他选择回归本我，甘愿接受众人的嘲笑，因此，当他自刎乌江后，人格中闪耀的光辉顿时给中华民族来了一次痛彻的洗礼。
项羽的失败，是对真的膜拜，而刘邦的成功，让中华民族在假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。当空城计成功实施后，假文化的系统结构在华夏文明的酱缸里已经牢不可摧。
何去何从的假
当中国的假文化形成三位一体后，很多人在研究，这么值得讨伐的东西为什么还长存不倒呢？因为它已经形成了非常牢固的系统，非一般力量所能抗拒。因此，你就不难理解，任何外来文明，只要想侵略中国，最终就只有失败的命运。因为假已经成了我们的战术，对外，它的优越性无可匹敌。
对内来说，假文化又有什么影响呢？梁漱溟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一个比较研究，他得出结论：这个世界有三种文化：第一个是向前奋斗型，以西方为代表；第二个是自我调和型，以中国为代表；第三个是反身向后型，以印度为代表。
即使我们没有读过梁漱溟的系统理论，我们也应该知道答案了：我们能融化假，所以我们始终还能活着。
我们无力改变整个系统内的假，但我们每个人总希望生活在真实中，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是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•尼克松在《领袖们》一书中给我讲的，说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夫人在议会上对邱吉尔说：“我要是你的妻子，一定往你的咖啡里放毒药。” 邱吉尔回答道：“我要是你的丈夫，一定把它喝下去。”
对中国传统假文化的心态，我们不可能像邱吉尔那样，一咕噜喝下去，我们只能做到：真我向左，假我向右，把它严格区分开来，因为我们消灭不了你，就只有各走各的路。（文/涂元恒） |
节约网专稿 2008-8-2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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