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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“40教授争处长” 问题出在哪里 |
| 加入时间:2008-9-9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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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广东省政协委员称广大高校存在“衙门化”问题,深圳一个处长职位,有40个教授来争。据悉,广东目前有两院院士30余人,比南京大学一所的学校的院士还要少。(据9月7日《成都商报》) 这倒不禁叫人想起一则逸事:当年有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之称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曾对“中央研究院”总干事傅斯年先生说:“我认为,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,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,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。”邀其出任所长的傅先生听后,立即退后作揖;不意而今,却成“40教授争处长”。 不过想想,也不难理解。而今之大学,也还分什么副部级、正厅级、副厅级……举凡校长,多是一纸行政命令,即可“空降”,所谓“厅级干部一走廊,处级干部一礼堂,科级干部一操场”……行政权力,体系森严,已如一张大网,将大学套了个严严实实。一应资源,尽在行政权力一手掌控之中。这正如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在剖析为什么“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”时所说的:“贫穷地区,人们收入低,投资没本钱,做生意没市场。所以要改善自己,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。因为这些地方,国有经济比重高,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,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,不进政府的门,成不了政府的人,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,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。”(《中国官场三大定律》),与权力近,即与资源近,“经济理性人”原理所决定也! 但是,这也就禁不住叫人要问了:要是教授们都奔着做处长去了,这学问由谁来做呢?这不能不说明,体制出了问题。 大家都知道,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,——正如北大故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说的。而研究学问,也正如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,当“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”;坐而论道,所注重的是独立、自由、平等,只唯真,不唯权,不唯上,“所见不合,则相辩诘,虽弟子驳难本师,亦所不避,受之者从不以为忤。”(梁启超语)。这与行政权力体系所要求的“下级必须服从上级”,是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冲突的。是以,为了保障学术的独立性,这就决定了,首先,理应实行学术自治、“教授治学”,凡学术问题,不受行政权力干涉,从而生成一个自足的学术共同体;进而言之,还要实行“教授治校”,教授们也当介入到学术、教学而外的,高校的管理等其他公共事务(譬如以教授委员会的形式),由学术共同体所生发的学术权力,与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,形成制衡关系,从而打破由行政权力在高校一家独大、一手遮天的格局。 唯此,才有望不致教授们无心治学,一意当官,偌大一个校园,放不下“一张平静的书桌”;“40教授争处长”的现象,才有可能发生回流。甚而至于,当有一天,也有教授勇于如李方桂先生那般掷地有声的说:“我认为: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!”;则我们的学术之昌明,谅当可期也!(于立生) |
新颖选自 红网 2008-9-9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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