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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来英:设国家防疫官制度,为公卫体系吸引人才
加入时间:2020-05-25        来源:南方都市报        作者:吴斌 宋承翰


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:设国家防疫官制度,为公卫体系吸引人才

 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,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,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。在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看来,传统基于“病种”的直报系统不足以应对新发传染病,应建立基于“症状”的报告机制。
  
  他同时建议,修改有关法律法规,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,缩短报告线,减少信息衰减。方来英还提出设立国家防疫官制度的建议,以特殊的职业设计、待遇保障,为公共卫生体系吸引人才。
  
  方来英现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。他曾任原北京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,参加过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全过程。
  
 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他的采访:
  
  以法律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的权利义务:
  
  缩短报告线,减少信息衰减
  
  南都: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。在你看来当前的直报系统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?
  
  方来英:首先要明确的是,我们在2003年之后建立的大疫情网,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这是一代代卫生人努力的结果。
  
  到了后疫情时期,我们要考虑疫情带给我们哪些新的启示。在人类的历史上,我们一直在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。一种新病原体刚出现时,我们往往不知道传染源是什么。这种情况未来还会出现,人类该如何迎战?
  
  从直报系统看,传统的直报系统更多以病种为上报单位,也就是霍乱、埃博拉、鼠疫等。我认为,如果今后的直报系统还是建立在对病种的监测、报告上,可能会有问题。
  
  在病原体尚不明确时,我们可能可以发现,一个地区出现某种症状的病人突然增多。例如,呼吸道疾病常见的咳嗽、发烧等;或者是消化道疾病的一些症状。
  
  我们有必要建立基于“症状”的观察、报告系统,做到有备无患。如果一个地区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某种症状的患者,就要引起高度警惕。此时,基于这些信号就可迅速展开病原体调查,做到早期发现传染病。
  
  南都:如何提高直报系统的效率?
  
  方来英:对于报告系统、信息系统来说,层级越少效果越好,所以应当尽量扁平化,避免信息在中间环节衰减。从信源看,也是越广泛越好。过去我们技术条件有限,今后,我们要考虑将现代技术集成进信息系统。
  
  我认为未来的报告系统应该是开放系统,不仅仅包括信息报告,还要整合进分析、评价、鉴别等功能。在大数据时代,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
  
  比如,医院的临床信息、疾控中心的信息、市场信息能不能相互打通。实际上,市场信息的变化对识别传染病很有帮助。如果某类患者大量出现,网上相关信息的搜索就可能增多,零售药店的药品销售数据也可能会有相应的变化。
  
  这些可能与一个地区的流行病学变化有关系,通过整合这些信息,就可以提高系统的敏感度。在综合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,上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可靠性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。
  
  与此同时,可以修改有关法律法规,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,缩短报告线,减少信息衰减。
  
  当然,我们也要对医生提出要求。比如,医生出诊时发现异常状况,有义务将信息上报。传染病信息报告是“宁宽勿窄”,报多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、筛除,但不报告要承担责任。
  
  我相信,随着技术的发展,将直报系统开放化、扁平化以后,会加快我们的监测和反应速度。
  
  不能简单将疾控中心行政化:
  
  疾控中心要做大量研究、指导工作
  
  南都:那是否要给疾控中心行政权或者行政化?
  
  方来英:我认为不能简单将疾控中心行政化。在传染病防控的特定情形下,疾控中心可以拥有一定行政权力,但不能让其像行政机关一样运行。如果都变成行政机关、执行机构,谁来负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呢?
  
  在防控病毒传播这件事上,我们不能没有一支国家队,这涉及到公共利益。公共卫生的前两个字就是公共。疾控系统目前已有明确的定位和职责,不能因为一场疫情就全盘否定。如果工作没有做到位,我们今天还能开两会吗?可能大家都还待在家里。
  
  疾病预防控制是个大概念,当然,传染病因为特殊的社会破坏力,肯定是疾控工作中的重要主题。但人类也不仅受到传染病的困扰,我们还有代谢病、慢性病等。在这方面,疾控中心可以做大量的研究工作、基础工作、指导工作。
  
  南都:是否要提高疾控中心的话语权?
  
  方来英:拍板和话语权并不相同。拍板是决策过程,决策要涉及到不同的层级,哪些东西是疾控中心可以决策的,哪些东西是卫健委可以决策的,要明确。对于重大决策,应当是中央领导才能决策的。
  
  一个机器要正常运转,每个零件都要在正确的位置完成自己的职责。疾控中心的职责是什么?这次疫情初期,我们迅速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并向全世界报告,这是疾控中心应该做的。
  
  南都:你此前提出可以设立区域疾控中心,这是出于什么考虑?
  
  方来英:特别简单,病毒是跨地域的。疾病流行不会说走到五环就不出城了,所以要加强地域之间的协调机制。只依靠上级机关做协调有时候力度是不够的。
  
  南都:比如国家疾控中心的协调力度就可能不足?
  
  方来英:这涉及到组织设计的理论,而非简单的协调力不足。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点,如果能在区域内解决,没必要拿到中央、国家层面处理。
  
  疾控可向医疗机构派出代表:
  
  医生承担传染病报告任务就是一种“医防结合”
  
  南都:为了加强医院的哨点监测能力,有一种观点要把医院的公共卫生科交给疾控中心管理。你怎么看?
  
  方来英: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工作,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很多工作并不相同。一些观点可能只是在表面上理解公共卫生科的作用,觉得医院要承担公共卫生任务。
  
 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,公共卫生的一大任务是把报告系统建设好。对医院来说,还要做好院内感染的控制工作,在门诊等场合做好健康宣教工作等,这也是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  
  我们不能将公共卫生和临床简单的切割或整合。比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“医防结合”问题,这一定意味着要整合两类机构吗?恐怕不是这样的。医生承担传染病的报告任务就是一种“医防结合”的体现。
  
  再比如,基层的社区卫生中心既承担诊疗任务,也承担疾病预防的疫苗接种等任务。所以不能绝对化的划分两类机构。
  
  南都:如何加强公卫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联系?
  
  方来英:我认为可以由疾控中心向本地的医疗单位派遣常驻代表,负责指导疫情直报和分析工作。我希望,临床医生可以和疾控人员做广泛的交流,这有助于大的卫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流畅运行。
  
  疾控的工作人员要去医院了解临床,临床医生也要了解疾病预防体系。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人员间的相互交流。这对提高我们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会很有帮助。
  
  防疫物资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储备:
  
  也要储备生产能力,短时间内激活产能
  
  南都:这次疫情中我们还看到,物资供应一段时间没有跟上,医院初期的应对能力也存在不足。怎么加强应急状态下的应对能力?
  
  方来英: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就要做好准备,要有一定预判。卫生系统面临的不仅仅是传染病,还有自然灾害、群体性事件、公共事件等。历史上的疾病流行甚至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兴衰。我认为医院不是仅仅解决看病的地方,它的使命其实是保障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。
  
  与此同时,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医疗物资储备。但医院要储备多少用量,三天还是一年?这涉及成本问题、概率问题、效率问题乃至保质期的问题。我此前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就强调过,我们需要调整对“储备”的理解。
  
  我们不仅要有实物上的储备,更要有生产能力的储备。对于医院来说,可能只需要储备三天用量的物资。但我们要在这三天里,有能力充分调动产能,激活生产能力,满足一线需求。生产能力储备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
  
  我也建议,国家可以划分若干个区域,针对卫生方面的战略物资,从产业链到加工制造能力再到最终的产品,提前做一些部署。从这次疫情看,我们已经有了应急的概念,下一步就是将其制度化,确定具体的机制,这不仅仅是医院甚至卫生系统要做的工作,牵扯到工业生产、物流运输等方方面面。
  
  南都:疫情之中,如何能让医院兼顾传染病防治与日常的诊疗需要。你有什么建议吗?
  
  方来英:我们在面对传染病时,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传播。这肯定是这个阶段要突出解决的问题。
  
  尤其是有新发传染病出现时,我们对病毒的很多特性还不了解、无法快速区分感染者,而医院又是个极易发生交叉感染的地方。暂停日常诊疗的这种安排是有一定合理性的,也是我们打赢防控仗可能要付出的代价。
  
  不过,进入后疫情时代,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内容。比如,医院的布局设计如何更合理,每个医疗单元的设计如何兼顾“平战结合”等。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技术背景,我们也要根据新的认识和技术发展往前走。
  
  建立国家防疫官制度:
  
  吸引知识渊博、经验丰富、技术能力强的人才
  
  南都:你之前提出要建议国家防疫官制度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?
  
  方来英:疾控中心是一类事业单位,按照事业单位的制度在管理。但医学其实是一个市场非常活跃的领域。如何在疾控中心吸引一批能干的人才,恐怕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。比如,可以设立一个特色的岗位,我起了个名字叫防疫官。
  
  防疫官应当是知识渊博、经验丰富、技术能力强的人。我们自然也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待遇问题。现在大家一提到待遇就是工资,但其实还应当包括行政职级、职称、职业发展方向等。通过这种特殊的制度和职位设计,将一批人才聚集到中国预防医学的旗帜下。
  
  南都:所以职业发展体系也应当是待遇的一部分?
  
  方来英:当然是。现在很多在基层疾控中心、卫生系统奋斗的同志,如果他们心中有理想、事业有目标就待得住、扎得下去。相应的,如果在物质待遇、薪酬体系上都能与之相配,相信会有一批大批基层干部下到基层,进入疾控的体系为国效力。
  
  南都:有分析认为,现在在疾控的经费保障上存在一些欠缺。如何增加政府的投入意愿?
  
  方来英:政府对疾控的投入意愿,在于其执政理念,在于有没有将中央的指示和要求落实到位。我觉得也不能笼统的说疾控中心的经费完全处于困难状态。各地区、各层级的疾控中心承担的任务是有差别的,经费安排的形式也会有差异。
  
  当然作为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同志来说,我们肯定希望多多益善。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,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。同时,我们也要考虑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干好。经过这场疫情,我相信工作做好了经费不是问题。做不好,就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了。


(责任编辑:李铁民)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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